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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欧洲安全格局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震荡。随着乌克兰危机进入第四个年头，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持续深化，法国关于扩大“核保护伞”的提议更令欧洲防务自主议题陡生变数。在此背景下，如何超越短期地缘冲突，重新审视俄罗斯与欧洲大陆长达数个世纪的复杂关系，成为关乎未来全球稳定的关键命题。
就俄罗斯与欧洲身份认同的历史脉络、当前欧洲面临的内外挑战、乌克兰危机结束的前景，以及大国在防止世界陷入混乱中的责任等核心问题，北京对话特约专家、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教授，同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在海南参加“2026·中俄三亚对话”期间进行了深入交流。
姜锋：很高兴和葛罗米柯先生在“2026·中俄三亚对话”之际交流，请您分享一下对当前国际局势，特别是欧洲情况的看法。
刚才我们谈到了欧洲，我主要指的是欧盟国家关于俄罗斯是否属于欧洲的争论，在多数中国学者看来，这是欧洲内部的历史争论，近年来又复兴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2022年以前，欧洲主要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当然是欧洲的一部分，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表示，俄罗斯和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学。但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主要的观点变了，认为俄罗斯不属于欧洲。您怎么看？
葛罗米柯：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和您对话，与这么多知名的国际关系专家一起参加第三届中俄三亚对话。
其次，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是俄罗斯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国家身份政治专家关注的核心。
关于俄罗斯与欧洲身份认同的争论或讨论，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时彼得大帝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之一1。在他之前，俄罗斯在地理上部分位于欧洲、部分位于亚洲，但并不被视为欧洲大国。从北方战争中彼得大帝击败瑞典帝国开始，俄罗斯就开启了漫长的欧洲征程。因此，这场争论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争论的核心在于，俄罗斯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与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它在身份、文化和文明方面都更为独特和鲜明。
北京对话特约专家、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教授同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葛罗米柯进行交流。图自：北京对话
如果你身处欧洲中心，或是身处其边缘地带，那么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情况会简单得多。在俄罗斯，我们拥有两大悠久的哲学与历史传统，以及与之对应的思想流派，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
然而，倘若我们以英国或西班牙为例，它们的身份认同也远非纯粹的欧洲属性。例如，在英国，关于该国在地理之外——在文化与社会层面——是更贴近欧洲大陆，还是更接近美国，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再以西班牙为例，该国在中世纪深受与文化的深刻影响。意大利的南北部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多样性。类似的欧洲各国差异，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但就俄罗斯而言，存在着更为独特的情况：从地理上看，它兼具欧洲与亚洲属性；从文化、宗教传统，以及与东方、南方的历史联系来看，亦是如此。
姜锋：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密切，著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2就是德意志人，在她领导下俄罗斯开疆拓土，巩固了欧洲强国的地位。普鲁士著名首相冯·斯泰因男爵也曾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服务，他在日记里提到，俄罗斯军队里有大量军官是德意志人，他称赞俄国1812年打败拿破仑是解放欧洲的决定性力量，是欧洲自由的拯救者。有种说法，1812年前后，俄罗斯的军官接近一半是德意志人。请分享一些您对这方面历史的看法。
葛罗米柯：是的，有成千上万的西欧人在俄罗斯军队或其他职业领域服务过。17世纪至19世纪中，为俄罗斯沙皇和皇帝服务最多的外国群体是德国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精英们能流利地说德语。19世纪，俄罗斯精英中最流行的外语是法语。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为例，前几页是用法语写的。
但重要的一点是：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说流利德语或法语、20世纪说英语的俄罗斯人来说，说这些语言并不代表对外国及其文化的臣服。这是俄罗斯文化和文明开放性和普世性的的体现，这也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俄罗斯文化的开放性和普世性。然而，今天我们正真看到，曾经是世界上最开放地区之一的欧洲，正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四面受敌的堡垒。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欧洲西方今天在地理政治学上的所作所为，情况相当令人遗憾。
我所说的“欧洲西方”现在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他们也将中国视为威胁，如今甚至也包括美国了。
这在欧洲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或许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当社会面临停滞和经济增长缓慢、非欧洲人的不断涌入，且存在许多内部问题时，将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遮掩自己的软弱，这在政治上往往很方便。历史上有许多这种演变的例子，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在当代欧洲西方所看到的情况。
葛罗米柯：通常，内部问题是由自身发展模式的错误造成的。如果想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就必须改善你自身。但若不想改变自身，下一步就是声称问题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于是，开始寻找敌人，指责其他几个国家、组织，甚至想象中的威胁。这就是怎么回事俄罗斯，有时还有中国或美国，被指责为造成欧洲内部问题的根源。但是，主体问题从内部发生。
葛罗米柯：有很多。首先，在过去十或十五年里，欧洲越来越将其发展模式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1945年后，西欧因福利国家、社会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而繁荣。如今，这一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现在许多政客说，最重要的是安全，而不是生活品质。如果这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必须接受。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逻辑。
其次，欧洲对移民采取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第三，他们对所谓的绿色转型采取了极其激进的做法。绿色经济是个好主意，但他们选择了非常快速和激进的实施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切断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尽管我的国家50多年来一直是可靠的能源供应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绿色转型取得成功。北溪管道被炸坏，而欧洲人却假装除了几名桀骜不驯的乌克兰人外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与其他几个国家打交道时，慢慢的变多地使用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价值观。
针对美国由于高油价放松对俄罗斯油气制裁一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11日在欧洲议会称，欧盟放弃长期战略甚至重新依赖俄化石燃料“将是一个战略错误”
葛罗米柯：没错。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神圣原则的典范。
现在这些原则正在受到破坏。如果另一个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欧洲西方往往会以制裁回应，而非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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